李长春：做中国哲学——从经验到实在

陈少明倡导的“做中国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学者的一种学术追求，深深植根于整个中西方哲学传统。从强调“做哲学”来看，它似乎受到分析哲学影响。从注重“描述”“还原”等特征来看，它也运用了现象学方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做中国哲学”就是某种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对于当代西方哲学，不应刻意地移植，也不应无意识地接受，而是应当在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基础之上，根据哲学创作需要进行恰当取舍。严格地讲，“做中国哲学”并未接受任何一种来自西学的排他性哲学定义，但是，它认为现代和古典的各种哲学都可以成为内在于中国哲学创作的思想经验。

如果从哲学史来看，“做中国哲学”的学术主张在古典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它至少与三个古典哲学议题既有关联，又有区别。一是孔子的“下学上达”；二是朱子的“格物致知”；三是清儒的“即器言道”。“下学上达”是孔子的为学方式，“下学”指向经验世界，“上达”指向实在领域。只是在不同时期，实在领域会被赋予不同的意涵。朱子讲“格物致知”，把对于经验事物的理解、把握和累积视作进入整全的实在领域（“豁然贯通”）的前提和基础。清儒有感于宋儒之理气二分、道器二分割裂经验世界和实在领域，转而强调经验事物自身的意义，其哲学意义在于将实在领域还原到经验事物之中。“做中国哲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这一传统的当代转化。区别在于，它并不指向天道、天命（与孔子不同），也不期待“豁然贯通”（与朱子不同）。它并不预设任何“道体”，而是代之以一个网状的意义世界。说它是“网状”的，主要是强调它既非体系性的，也非碎片化的。换言之，作为意义世界，它是关联性的。

“做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经验品格。这里的经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生活经验、思想经验、文化经验。在三者中间，最值得讨论的是文化经验。文化经验是指那些沉淀在经典文本之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随着经典的解释和传播而被广泛接受，成为反思性思考之经验基础的思想素材。文化经验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道德—伦理经验、情感—认知经验、政治—历史经验。比如，孺子入井就是道德—伦理经验；庄周梦蝶可归入情感—认知经验；汤武革命则属于政治—历史经验。之所以对这些文化经验进行分类，主要是为了思考文化经验是否具有跨越不同传统的可能。人们一般会认为，特定的文化经验必然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很少有人觉得它具有穿越文化边界的可能性。但这显然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成见。文化经验虽然从特定历史或特定习俗中产生，并由特定主体（个体）在特定时空中体验，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特定文化传统中沉淀下来，才能成为群体共享的文化经验——沉淀的过程就是超越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经验主体的过程。它必须依托于文化经典才能够沉淀下来，借由经典的解释和传播成为可以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思想素材。经典又可以通过翻译和阐释进行跨文明传播，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个体所理解和接受，并成为不同文明中的思想主体共有的思想资源。这些文化经验自然也就因其被跨文化甚至跨文明传播、接受，最终具有了普遍有效性。

毋宁说，基于特定文化经验的哲学反思完全可能具有普遍有效性。举例来说，“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虽然是孟子这一特定个体在战国这一特定时空表达的一个特定的道德—伦理经验，但是这一经验并非只对孟子有效，一个现代西方人也会被这一经验场景唤起怵惕恻隐之心。同样的道理，城邦生活也许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历史经验，但是基于城邦生活所进行的政治思考却不仅对于希腊人有效。在这里需要重申文化经验的内涵，虽然文化经验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特定主体的经验，但是并非特定主体在特定文化中的一切经验都属于这一范畴。它必须是能够在经典中沉淀下来，可以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因而具有超越文化疆界的潜在可能的那些经验类型。

经验之外，“做中国哲学”还特别强调对想象力的培养。陈少明认为，“想象的作用不只是抒发浪漫的情怀，或者满足虚无缥缈的幻想，它是思想或知识的助手”。笔者认为，想象力的培养固然重要，体验力的养成也不可或缺。这里的“体验力”是指人对于意义世界的参与能力。对于意义世界而言，体验即参与。人对意义世界的体验，本身就意味着意义世界的生成和创造，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进行类比，就是“参天地之化育”。换言之，人对生命意义的发现，就是人对自身参与一个有意义的生成或创造过程的体验。人对意义世界的体验决定了他能否把特殊经验普遍化，决定了他能否从文化经验中识别出普遍观念，最终决定了人能否真正参与作为意义世界之整体的实在。

沃格林说，实在并非一个同质延展的领域。这也就意味着，意义世界作为一个不断生成和创造的过程，也可能是异质的。而“做中国哲学”的设想，实际上就是既向经验世界开放，也向实在领域开放。向经验世界开放，意味着揭示经典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价值；向实在领域开放，意味着在参与中推进意义世界的生成和创造。就前者而言，脱离了经典世界的生活世界，只是时间之流中的一个个截面；脱离了生活世界的经典世界，只是中断了时间之流的一片片干涸的河床。揭示二者“之间”的价值，意味着让文化经验和生活经验互相激发，共同构成意义的生成与创造之流。就后者而言，实在领域并非经验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也就意味着，它并非自明地呈现于经验世界之中，也无须通过对经验世界的舍弃或超越才能达到。对于经验世界的理解和反思，既是意义世界的生成和创造，也是实在被发现并敞开的过程。

文化经验可以在不同传统之间传播，也可以被异质传统所接受，还可以在新传统中积淀下来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现在、将来，无不如此。“因缘”“轮回”“涅槃”这些来自印度的语汇，不是已经被视作“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了吗？当我们在使用“天堂”“地狱”“末日”之类语词时，一定会把它当成犹太—基督教的文化经验吗？在文明互鉴的当代历史条件下，不仅西方文化经验可能被中国文明传统所接受，并在其中积淀下来，最终成为新的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经验也可以在其他文明中传播、接受和积淀。因此，基于中国文化经验的古典哲学也不应被视为“地方性知识”。如果我们承认它的思考对象不限于特定族群而是指向整个人类，它就应该是普遍有效的。“中国”一词在古典语境中虽然有地域、族群、文化、政制等多重含义，但是不同层面的含义互相叠加却从不重合。换言之，在用来给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命名之前，它从来就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实体化概念，毋宁说是一个外观混沌而内涵丰富的文明概念。因此，不仅“中国”古典哲学的思考具有普遍性，承载此古典哲学的文化经验也不能被特殊化。当代学者“做中国哲学”，也就必然承担着激活中国文化经验、参与文明互鉴的责任和使命。

这也就意味着，基于中国文化经验的中国哲学创作理所应当地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与古典时代不同，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经验中已经渗入了世界因素，西学的中国化进程也是西方传统中的文化经验和思想经验在中国传统中沉淀下来的过程。当“斯芬克斯之谜”“阿基里斯之踵”成为中国式“成语”的时候，我们还能说它们是完完全全的西方的文化经验吗？当一个中国学者以“忒修斯之船”开始他的哲学讨论时，你还能说它不是基于中西方共享的文化经验而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吗？让“世界内在于中国”，从文化经验和思想经验的层面来看，已经不再是一个目标，更近乎一个事实。具有了“世界性”的“中国”，将成为体验此“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在“世界哲学”意义上创造其意义世界的经验基础。

这样，我们就不是“在中国做哲学”，甚至也不是“用汉语做哲学”，而是在“世界哲学”意义上“做中国哲学”。简单总结一下，它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意涵：第一，应当面对当代世界的普遍问题展开哲学思考；第二，有必要扩展和丰富我们的文化经验，让异质的文化经验也沉淀进来形成新传统的一部分；第三，必须贯通经典世界和生活世界，既要用生活世界去激活经典世界，又要透过经典世界观照生活世界；第四，形成经验反思的高度自觉，既要对经验事物保持高度敏感性，又能透过类型化描述揭示经验世界的意义；第五，不追求体系的建构，而是着眼于经验世界之意义的发现，参与人类整体意义世界的生成和创造。

图片来自中山大学哲学系

编者注：这四本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做中国哲学。它是作者陈少明教授近30年来投身其中的学术与思想课题。第一本，书名就叫《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出版于10年前（三联书店，2015年），但内容则是此前20年间撰写的论文合集。作者在自序中解释说：“这个表达结构是维特根斯坦‘做哲学’（Do Philosophy）的衍生形式。它强调的重点，一是区别于只述不作的哲学史论述，一是‘做’出它的中国特色。”第二本，Doing Chinese Philosophy（三联书店和Springer, 2024年）是它的英译本，部分译稿曾以Chen Shaoming on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 Experience, Imagination, Reflection为题，刊于戴卡琳（Carine Defoort）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Routledge出版，2017年）上。第三本，是本书10年后重版的增订本，增加了三篇文章。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能出新版，超出本人的预料。这一意外很可能得益于《做中国哲学》这个书名。”因为这个主题，不只是作者的学问偏好，同时也是时代的课题。第四本，《思想的手法——如何做中国哲学？》（2025年），它是北大、清华、中大三个哲学系合作的以“做中国哲学：思路、方案与实践”为题的深度研讨纪录。这意味着，这个论域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众智交响的合奏。

文 | 李长春（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